著名画家郭关谈艺录
写意与工笔
写意与工笔的关系中画坛里争论数百年,工笔在古代被批为“匠体”,用“写实”一言而括之,苏东坡言“画若以论形似见与儿童邻”,至此之后,士大夫们的写意精神独领风骚,他们歧视工笔画,便很多艺术家认为“逸笔草草”“笔墨纵横”“三涂两抹”“粗笔放纵”就是写意精神,这其实进入对艺术本质理解的错误,写意其实是把自然物象提炼成意象精神上的物象,所以在写实上也可以写意,工笔也可以写意,其品格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提炼意象的境界,决非工笔与写意就能做解决问题的手段。也正因为有了众多“眼高手低”的文人画家的出现,他们利用文化统治的地位,给后人灌输了错误的艺术观点,纵使工笔画在历史上一度限入低谷。而我一直则认为技术层面高超的“写意画”远高于技术低劣的“写意画”。
我认为的"笔墨等于零"
中国画哲学并非由笔墨造就的哲学,故笔墨仅为手段,工具而已,与油画的颜色,块面无异。吴老的审美超越于一切美术种类之上,真大师境界!(我以为绘画哲学表现为创作者自身对宇宙万物的认识,这适用于任何种类绘画艺术,造成各种艺术哲学差异的是创作者所在文化环境的差别,故有中国画,油画的哲学差异,并非由创作手段的差别而造就艺术哲学的差异,故笔墨等于零。从某种意义上亦可谓之"国画等于零""油画等于零"但并不等于"艺术等于零")
绘画应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才正说明绘画有着进步的空间,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再接再厉,定能登上高一境界,若手高眼低,则成匠矣!
灵感与灵气来源于
很多人认为艺术家的灵感与灵气大部份是靠天赋的,上天给了一个艺术家多大的灵气,就能创作出有多么高度过作品,我不以为然,我在多年创作中的经验认为,艺术家的所谓的灵感与灵气来源于知识与勤奋的累积,所谓灵感就是创作力的强度与高度,灵感越多越强,作品境界就会越出人意料,越会与众不同,重复自己的率值就会越小,作品的技术含量也是出类拔萃。艺术家们总在思考着如何进行突破,可惜往往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仍无计可施,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我认为原因在于你的知识与勤奋累积没有到突破的值限,所谓才华横溢,知识与勤奋不满就肯定溢不出来,艺术家的创造力决定了艺术家成就的高低,创造力的源动力就来源于知识,具体来说这分为两部份,一是本学科知识,二是邻学科知识,这就是为什么齐白石的画能达到令人仰止的高度,原因在于他不仅具有高深的绘画学科知识,他还具有卓越的篆刻知识,书法知识,诗词知识,甚至木工雕花知识,吴昌硕亦然,古代大师更是如此,为何现公然认为当代没有大师?当代绘画远比不上古代?原因就在于此,古代画家个个都是琴棋诗书,无一不精,当代画家与之比起来简直就是幼儿园的小孩。绘画的创作力(也就是灵感)大部份是来源于其它学科的思想碰撞,与丰厚的生活思考得来的,只要艺术家没有智障,天赋是等一的。写诗能增强创造性思维的锻炼,更能使绘画作品更具诗意美,能使画面更具韵律美,音乐对于画面韵律的影响更是强大,音乐线条的美也可以提高绘画线条的美,篆刻刀法的意趣与绘画笔法的意趣也是异曲同工(吴昌硕若不会篆刻,那他的画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画家的工作不仅仅是勤奋画画,更应该勤奋涉猎其它知识,见识一广,创作起来自会水到渠成,思如泉涌。
古琴与国画
近日操缦,偶有一感,琴在右手得音后再左手呤猱进退以修饰音韵,此与作画之先得墨稿,再施以色彩而成作品颇为相似,感于天地万物本一理,通一理能而能通万理,此又印证国画之“道”也.
佛教的“仁、义、忠、孝”形成
宋代在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开辟了很多古佛教所没有的教义新领域。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大趋势,到了宋朝,又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宋代初年,王朝以儒治国,当下儒学大盛,一代文豪在其修撰的《本论》中,认为中国佛教为患,是“王缺政、礼义废”的结果,他认为只要“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则“世虽有佛,无由而入”。而理学家程颢则更鲜明的抨击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程颐批评神禅:“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禅宗放任自然,不问世事的风气受到了道教的抨击,而在《万善同归集》中说:“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这从理论上论证了僧尼参与世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克勤更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佛法。”
在儒学大兴的宋代,宋时佛法也吸收了儒学的精髓,用来发展充实佛教的新教义,即针对程颢所言的“忠、教、仁、义”。智圆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契嵩的名著《辅教编》中有《孝论》12章,以儒的《孝经》阐明佛意”同时批评后世的佛者,不能尽《孝经》者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他认为佛教不可离“天下国家”大事和君臣伦理规范,而只管一人修行:“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在两宋之际的禅宗领袖宗杲,用“忠义心”来解释作为成佛基石“菩提心”。他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余矣。”宗杲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运往矣。”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宋代佛教所推行的“忠孝仁义”,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的对抗,自此,僧尼臣服于君王。明代神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矣。在崇宁二年编制的〈禅苑清规〉,连国家行政长官放在的祖师之上,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辞中,先是祝当今圣上“圣寿无穷”其次愿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谢祖师“法乳之恩”。
至隋唐时寺院经济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则相当活跃,寺院普遍设立了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在寺院内部的人员分工也日趋严谨,上下级关系非常清楚,禅宗初期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院,与世俗生活更加接近,一些农村与边远地区的僧侣,甚至可以娶妻生子,俗以为常。
没有今天的创新就没有明天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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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7 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