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卡特莱特，一个牛津的毕业生，带着那份一等大学的优越感，回忆起牛津的点点滴滴——那个他心中的阿卡迪亚，那个不能再回去的牛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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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3 13:49

　时至今日，牛津的相对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它所引发的想象力依然强烈。《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专栏作家Victor Lewis-Smith最近公布，自己发现了一个规律，每个在牛津上过学的人都会在任何交谈开始后的11分钟以内提及这一事实。起码对我来说，此言不假。此外，很多未能进入牛津的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进入牛津，这也并非虚言。我非常喜欢另一个记者Giles Coren所说的话：“你总能够辨别出谁是在那些不错的二等大学（一等大学只包括牛津剑桥）上的学，原因是他们一定会在遇见你的头10分钟里说，‘你总能辨别谁上了牛津剑桥，原因是他们会在遇见你的头10分钟告诉你这一点。'”
　　我在牛津参加新生入学周
　　长长的影子投在我的母校、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前的校园方庭上。在室外，热烈交谈着的年轻声音响彻学院，他们聚集在这里参加新生晚宴。在晚宴上，学院院长迈克尔•贝洛夫（Michael Beloff）将向新生致辞。我房间的窗外是礼堂、大厅和几组楼梯围起的两块方庭（我是多么容易陷入这种自我祝贺、喜好交际的状态啊）。


　　从卧室窗下的洗脸池旁，我可以看见花园方庭和亨利•纽曼（Henry Newman）大主教的半身像。作为这所学院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牧师，纽曼在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之后却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他觉得三一学院的日子相当考验人：“我实在觉得，如果有谁问我在三一学院必备的素质，我会说只有一个：喝酒、喝酒、喝酒。”但和几乎每个来过牛津的人一样，他对这里充满了感情。正如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在他的《牛津之诗》(Poem About Oxford)中写道：“老地方仍然让我们牵挂。”


　　老地方仍然让我牵挂。在外面，喧闹的声音中掺杂着一些不同寻常的音色，我马上意识到那是什么：女孩子的声音。牛津喜欢把她们称作“女人”，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女孩，孩童而已，她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直到深夜我才听到了更为熟悉的声音，那是晚归的醉酒男生们发出的小牛犊子一样的嘶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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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3 13:49

三一学院餐厅

      那夜晚些时候，我坐在大厅的画廊里向下看。在蜡烛的辉映下，学院的银器闪烁着炫目光芒。在穿着正式的黑裤与马甲的学院仆人鱼贯而入之前，我们在托马斯•蒲柏爵士（Sir Thomas Pope）的画像前做了拉丁文的谢恩祷告。在装饰画廊的亚当瓮下，我双手抱着头哭了。这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但却奇怪地使我感到了一阵愉悦，就像在电影院中被打动而流泪一样。但究竟有什么打动了我呢？

[ 本帖最后由 小雨 于 2008-5-23 13:51 编辑 ]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迈克尔•贝洛夫告诉新生，无论家庭与教育背景如何，每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被选中，“在三一学院，我们不会对谁有所偏爱，也不会对谁妄加歧视。我们认为，你们来到这里是一件幸事，我们拥有你们也同样是一件幸事。”在外人、甚至一些住在这里的方庭与院内花园的人看来，牛津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会享有一些生活方面的超常特权。望着下面的这些新生，我很难想象除了牛津和剑桥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普通学生能在如此完美的大厅中享受到如此美妙的烛光晚餐


　　对于那些对此略有所知的人来说，这顿晚餐充斥着各种象征性符号；学院的犹太裔院长主持拉丁语的谢恩祷告，英国国教牧师念诵着祷词，诸位圣者伟人的画像隐含着一种对于历史和传统的自如感。这里处处传递着一种理念：历史、宗教、艺术、自然科学和道德规范都是为自由社会所服务的，而不是它的主人。这种理念虽不为牛津所独有，但却常存此地。
      贝洛夫还告诉新生们，学院对他们成绩与行为都有着很高的要求：“没有必要每晚灌醉自己。”我也在想，这难道不是牛津的特色吗，学院毫无顾忌地向这些学生提供学院酒窖中的藏品。牛津的地下窖藏着数千瓶酒，将酒藏入酒窖的是那些有着相关爱好的导师们。但同样也是在牛津地下，散布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的下面，是成百上千万本图书。它们不只是帮助学生通过考试、取得学位的书籍，而是伊斯兰和希伯来文藏书、政治文献、发行量甚小的冷门刊物、莎士比亚的第一版对开著作、16世纪的克岚默圣经、卡夫卡的手稿以及很多很多其它的藏书。可以说，这是一笔异常丰厚的无价之宝。

[ 本帖最后由 小雨 于 2008-5-23 13:52 编辑 ]

牛津文化 　　虽然有其非常文明的方面，牛津却也并非净土。如果将牛津轶事汇集在一起，你会发现其中不乏让人难受的势力行为、庸俗而无文化教养的表现及恶毒的羞辱。一种诙谐的冷嘲热讽一向受到牛津人的尊重。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其中的一些谚语格言有时似乎只体现了一种利己主义而已。我喜欢的一句是：“太遗憾了（译者注：英文原文的另一重意思是‘恶心的家伙'），从没有见过他 (Awful shit, never met him) 。”[size=+0]


　　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托尔金再到C.S.刘易斯，牛津老师的文学作品表明，一定程度的幼稚情感为牛津所欣赏（当然，艾丽丝•默多克完全是另一回事）。厌恶浮华文风的伊夫林•沃可能是牛津在20世纪最为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永远的牛津小说家。而只有结业证书、泰迪熊和怀旧之情的约翰•贝哲曼(John Betjeman)则是读者最多的牛津诗人。贝哲曼非常厌恶自己的导师C.S.刘易斯，而刘易斯也讨厌贝哲曼，如他的日记所言：“真希望能够摆脱这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我接到他从摩尔顿打来的电话，说医生怀疑他得了麻疹，因而不让他看书。他可能是在撒谎，但我束手无策。”在此后的一生中，贝哲曼一直将自己没能拿到学位一事怪在刘易斯身上。他必须在（刘易斯的）《圣经》考试中及格才能得到学位。而他则自己的一首诗中哀叹：“《圣经》考试不及格。”[size=+0]


　　这里的导师制度相当吸引人，作为一个本科学生，你可以每周花上一两个小时求教于牛津大学(甚至是整个英国)最有智慧的人之一。所以，我很诧异地发现，导师制度是维多利亚时代牛津改革的产物，此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庄严古老的制度。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牛津教师变得非常懒惰、嗜酒与自私（他们大多数甚至不住在牛津），以至于牛津不得不雇佣校外老师来给学生上课。


　　当改革在1852年与1854年被推出时，那些在牛津各处工作的私人导师被请到了学院里，这并不是因为大学认为一对一的授课是一件好事，而是因为教学水平亟待提高。牛津大学当时陷入了很大的困境：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写到：“美丽的城市！如此古老，如此可爱，如此地不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激烈学术生活所动，如此宁静。”


　　我在三一学院(Trinity)认识了一个名叫西蒙•亨普夏尔斯(Humphries)的年轻英文导师。我请他为我上一堂导师课，为我留一篇***作业，然后不偏不倚地对其进行评判。我决定，我会尽量试着依靠我在过去20年的阅读与文学评论工作中所积累文学知识来完成这份***。西蒙为我布置的作业是如此笼统，以至于令我不安。他让我阅读一些文章与书籍的片段；然后尽可能地去进行评论。我试探地问道，你们目前在牛津使用哪种方法？他说，仔细阅读……


　　西蒙给我的片段包括：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的《国王的宝库》(Of Kings' Treasuries)；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向西走》(Stepping Westward)；G.M.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It Was a Hard Thing》；Lord de Tabley的《林中骑士》(Knight in the Wood)；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古旧的瓷器》(Old China)。就我而言，除了兰姆的著作以外，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书目……我对霍普金斯与拉斯金略知一二，但从未拜读过Lord de Tabley的作品（其实我连这个人都没有听说过）。


　　我以为，西蒙是让我看穿表面，去探究这些著作背后的真正含义。当我在一两周后回到牛津时，我准备了几页的东西。我每年都会为不少著作撰写书评，工作内容就是为普通读者提供著作简介，介绍相关情况，然后建议是否应该购买此书。但对一个学术工作者而言，情况有所不同；我们需要去阅读与诠释，并考虑相关研究、社会历史及文学理论的变化趋势，以激发学生对作品的深层感受。


　　西蒙最初的工作是一名图书馆管理员，他做为成年学生进入了牛津大学，当时，他没有什么学历，却最终获得了英语专业的一等学位。我开始阅读他给我留的文学片段。我最开始读的是拉斯金的作品，“读书时，我们常常会说‘说得太好了，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正确的反应应该是‘这太奇怪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然而，我又能明白，的确是这样的；或者如果我现在不知道，我希望将来会，有一天。'……你要确定是自己走近作者并去领会他的想法，而不是寻找自己的观点。”


　　我对文学(而非小说)一直以来的看法基本与此相同，即文学会让我们从直觉上感到，我也许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文学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人们的认识。在解释了这一点之后，我转向了其它作品。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过于随意地诠释了拉斯金对于如何解读文学作品的指示：例如，（正如西蒙很快告诉我，）我忽略了拉斯金关于一个作者不愿过于轻易地透露自己作品的含义的观点：拉斯金提到了用比喻写作。西蒙问我是否想过，他为什么会使用“比喻”这个词？我突然有了一种溺水的感觉。西蒙建议，这个可能指的是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的话，在那里，耶稣说，他讲话时使用比喻，所以有些人可能听不懂。此时，对于文章的核心内容，我已经渐渐有所理解了。


　　我忽略了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地方，即作者会故意隐藏起自己的本意。在与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的采访中，戴维•洛奇(David Lodge)也表达了同一观点，那就是小说家不愿透露自己创作思维的根基，原因是害怕泄露了思想来源的贫乏与平凡。在我与西蒙交谈时，我突然意识到，短短的两页拉斯金可以带来一篇更为详尽、更有意思的***，而不是我这薄薄的几页评论（为全部五个作品所准备的）。我认为，此次失败源于自己对于这次作业定下了错误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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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3 13:51

　我转向了华兹华斯的《向西走》。我现在知道，自己的两段评论（尽管较长），完全不够。我从回想起霍普金斯的“(作品)构成要素”，即发现事物根本元素的必要性。当我在写***时，我感觉自己发现了这些片段的根本要素，但现在则那么肯定了……


　　我对兰姆的《古旧的瓷器》的评论要好一些。西蒙说，他在听过我的意见之后，会重新审视这篇文章。我的观点是，兰姆的文章将读者诱进了一个讽刺圈套，并在很多篇幅之后收紧圈套。在写作数十年，发表了9部小说、数百篇评论与***之后，来自年轻的西蒙的称赞让我感到高兴。但在我离开三一学院之后，还是为他的评语感到震惊。如果我是一个一年级新生，他会说：“必须要更仔细地去阅读。”



　　本杰明·乔维特可能是牛津大学最有名的一位院长，他力图通过导师课制度“把贝列尔学院的理念灌输给英国人”。当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一位名为布莱基(Blackie)的教授致函称，“我希望你们牛津人不要认为我们仇恨你们”时，乔维特回复道：“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你们。”J.A.史密斯写道，牛津是“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谷仓”。他表示：“除了一点以外，这里没有什么会对你有用，那就是你应该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在胡说八道。”乔维特称：“我非常歧视一种人，即那种在这个世界中无法获得成功的人。”但他所指的是那些在伟大项目、在法律或是议会方面的功绩，而并非在一个投行或是那些和金融城与大笔金钱有关的律师公司里的成功；牛津的导师课包括一些道德层面的探讨，是一个发现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好地方。



　　我想，一个人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牛津现在的情况：人们更多地将导师课看成了一种文化资产，为完整牛津经历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授课方式，因而会去珍惜它。我不认为，谁能否认短论及随后的讨论为很多人所钟爱，不管是在（英国）行政系统的最高层与内阁，还是从议会与最高法庭的对抗性质看来，这都非常明显，原因是它们都源自导师课制度，并为方庭作风所影响。每个卓越的法官或是退休内政官员的报告读起来都像是一片加长的短论，重点在于炫耀更高的智慧，而不仅仅是处理相关事务。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对牛津抱有感情的局外人(南非人)而言，牛津的力量与神话似乎被那些在当地生活工作的人所低估。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其教学活动(当处于最高水平时)是如此令人愉快，志同道合的感觉（即归属于一种古老、严肃而又思想开放的制度的感觉）是如此强烈，我认为当地人有时不能像外界那样看到这一点，它是如此独特与不可替代。当我在导师课后漫步布罗德街时，我又意识到，我的脚下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庞大书库。虽然被西蒙批得有些难堪，我还是想到了我的导师课与霍普金斯的话：
“太阳在落水之上写下了文字，但尚未进入人们的眼帘与脑海。解开这个结并不容易。”

摘自贾斯汀•卡特莱特的《秘密花园：重访牛津》，布鲁姆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 定价：9.99英镑

不错，很有历史感